在2014年的环境投诉中，共有45.7万件噪声投诉。2015年的投诉量有所下降，全国的环境投诉中，噪声投诉总共有35.4万件，但相对于在100.2万件总投诉中所占比例而言，作为第四大污染源的噪声污染，的确需要引起重视。结合更多的历史数据，仔细对比分析，可以看出的一个趋势是，社会大众对于噪声污染的投诉渠道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尤其对于建筑施工噪声，大众的投诉积极性有所上升，建筑施工的噪声污染，责任主体更容易明确的定位，投诉相对容易产生持续的效果。而社会生活噪声，因为制造噪声的主体并不特定，通过投诉即便解决了问题，也难免会再次发生污染问题。大众的投诉热情出现下降，也在所难免。
噪声投诉的总量和在环境投诉中的占比看起来不小，结合1/4的城市夜间噪声不达标来看，投诉总量相比人口基数就显得并不庞大，社会大众对于噪声还是处于被迫忍受的状态。
噪声污染不仅影响人的正常生活，甚至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，我国在1979年颁布的《环境保护法》中，就有涉及到噪声污染防治的相关内容。随着这些年来的发展，关于噪声污染的法律体系在逐步地健全，更全面地覆盖到了大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同时，环保部门对噪声问题的监控和防治也在不断加大力度。这些积极的因素，从环保部每年发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中都可以看出来。法律法规的健全，并不直接等于噪声污染的治理成效。噪声污染的防治，第一步是政府从噪声产生的源头即开始控制减少。对于仍然不可避免发生的噪声，下一步是通过规划的手段，将噪声区域和生活区域隔开，或者采用隔离的方式，减弱噪声对生活区的影响。前两步的工作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的主导，须在法律体系下严格落实相关工作。但这两步还不是全部，无孔不入的噪声依然还会存在。面对这些随机出现的噪声，政府的长处反而发挥不出来了，社会大众作为直接受到噪声影响的群体，却能够及时地将噪声污染信息提交给职能部门进行处理。
此时，我国噪声污染防治体系的不足之处就体现出来了。《环境噪声防治法》中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噪声的概念和门类，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，对产生噪声污染的个人和企业如何处罚只有原则性的规定，缺乏具体标准认定责任和赔偿。为此，社会大众将污染信息提交给了政府职能部门以后，并不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，也缺乏严厉的处罚和赔偿来对污染者施压。
同时，我国对不同渠道的噪声归口到相应职能部门处理。但对于大众来说，遇到噪声，究竟是找城管、环保、公安还是交警，就变得过于复杂。另一方面，各个部门和地方的规定并不一致，行政机关一旦出现互相推诿、执行不力的情形，对社会公众参与治理噪声的积极性就会带来影响。
最后，对于更为恶劣的危害到人身健康的噪声污染，多数国家专门设立了“噪声污染罪”，对责任人进行惩戒。而我国目前只有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，对恶劣的噪声污染还不足以形成更有力的制约。
为此，综合看来，我国噪声污染问题相对普遍，国家治理的力度很大，但是社会大众参与噪声防治的积极性尚未被全面调动起来。仅仅靠政府部门的一头热，我国噪声污染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将难以打通。全面治理噪声污染，还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，将责任明确到人，并根据责任作出有针对性的处罚，更全面地调动社会大众的积极性，真正将噪声污染治理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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